第十一章诗歌及其世界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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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诗歌及其世界

世宾

一、回归人性的大地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番高论，他认为诗歌在这个时代是处于边缘位置，因此他断论这个时代聪明的头脑不会像唐宋一样去从事诗歌的写作。这可能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它道出了最高利润的诱惑力。我认为他的判断可能是对的，但诗歌的事业从本质上说不是聪明人的事业，它是有点类似于信徒式或圣徒式的归依之路，它有时候可能跟智力、体力无关，它只要一颗心，一颗坚定的心朝着眺望中可能曾经闪现又稍纵即逝的一点亮光跋涉而去的脚步，它的漫漫的时光大部分是处于黑暗之中，听不到任何声响，它只有自己起伏不定的脚步声。无论在现代还是在古典时期，诗歌的这一本质是不变的。如果按海德格尔的划分，古典时期还算是人类的黄昏时代，人间偶尔还留有众神的痕迹，因此诗人还不至于太过寂寞；但此时，人类已进入黑夜的半夜期，神迹无可寻觅，只是诗人的歌声还在低低的吟唱，但他们的歌唱是否能追上神迹消失的脚印，是否是在通向神祉的路上，这一切，在这被黑暗笼罩的夜半，也无法得到印证，因此，诗人孤单的处境可想而知。
诗人是依靠坚信在这世界存活下来的。他们在这漆黑之夜，必须调动全身的敏感器官，去倾听、触抚一切能唤起神的记忆的依稀声音和微暖事物，并借此擦亮被尘埃遮掩了的眼睛，去唤醒能辨别到新鲜空气的呼吸。荷尔德林在他的故乡不断奔走，不断追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无论是荷尔德林本人，还是他的诗友黑塞，还是海德格尔，他们都清楚，诗人作为酒神的祭司，他们的所有的责任就是寻找诸神的足迹，海德格尔是这样定义诗人的职责：

诗人是这样一些必死者：他由衷地歌唱酒神，觉察遁走之诸神的踪迹，逗留在诸神远去的途中，并因此而替他们的亲人寻找通向转折的道路。然而，天空——神在天空中才是神——是他们的神性godhead。这个天空的要素——甚至神性本身也仍在此要素内出现——便是神圣holy。那供遁走之诸神作回返之用的天空的要素亦即神圣，便是那远遁的诸神的路径。但谁拥有这种觉察辨别之力去追踪这样一条路径呢路径常常是不明显的，并总是那很难猜测的指令和遗迹。在一个贫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这意味着去注意、去歌吟、去跟踪那远去的诸神。处于世界之夜时代的诗人之所以要言说神圣，原因就在这里。用荷尔德林的话说，这就是世界之夜何以是神圣之夜的原因。①

对于我们来说，此时的诸神踪迹比荷尔德林所处的时代更加缥缈。机器的尘埃、商业的喧哗和政治的策略在这世界到处弥漫，以供那“远遁的诸神”回返之用的路径堵塞不通，上面奔走着物质的欲望和与它结伴而行的一切短暂之物。更严重的是“人已死了”福科语，在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之后，“人”亲手也把自己扼杀了。这世界留下荒芜一片。事实上，在荷尔德林时代，“人已死了”的征兆已经出现，人“在这贫乏的时代甚至不再能体验到自身的贫乏性”，作为必死的一群，已无法体验到自身的必死性。海德格尔说：“这种无能——它甚至使该贫乏状态所具有的贫乏性蔽而不明——是这个时代之绝对贫乏的标志”。②
在此时，诗人作为必死者中的一个，他甚至也无力去追踪远去的诸神，对于他来说，他在这个时代的职责只能是借助梦想的力量——那些使人成为人的人性因素；那些在天空受到遮蔽之后，大地上得不到照亮的晦明之物的去蔽——重新回到人的道路上。在这被金钱和权欲统治的世界，他甚至还无法把他的“亲人”拯救，他自身作为一个觉醒者，但内在的短暂性和作为一个完整性的人的残缺，他依然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矛盾之物。是诗歌最终蔽护了他——作为曾经是祭神之器，它曾经是诸神手中之物，它所沾染的神性在这漆黑一团的时刻，一再唤醒了它的虔诚的守保者诗人。诗人借助诗歌一次又一次清洗了玷污了的双手，使他在进入诗歌的状态能保持区别于他的日常的内心——他终于在这一刻能说出人语，而非物语，就像非洲的巫师在跳神的一刻接通了与冥界的联系。
对于这个时代的诗人来说，他已无力说出神迹——他处在比荷尔德林更重的浓黑里——他只能尽力去说出人性和它被遮蔽了的光辉，并首先使自身获得确信的力量，以此去唤醒他的“亲人”对人的记忆。因此，在这个漆黑的时代，诗歌只能做为人的庇护所。它要求诗歌的大地而不是天空上必须布满人性之物。而人如何确认呢如何在诗歌的曲折追询中使人活动起来，而不是睡得更深呢诗人所能依借的力量就是梦想——梦想不是诗意本身，也不是作为曾经是祭神的器物诗歌本身，它只是这时代留给我们回归人的家园的惟一通道，它是我们祖先——那曾经目睹众神和人在活动的时代的先人——的智慧结晶和我们自身对那些遥远事物坚信的品质的产物。诗人借梦想的力量重新唤醒了人性的世界。在神不在场的时刻，人的确认已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人的存在已不是一种必然之物。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个体与人类整体的分离、人类与自然的分离，使人已是破碎之物，它必须通过重组，人才能成为完整之物，并等待诸神的复活来重新印证。诗歌就是在这种破粹的情况下，企图靠一次次的诗性书写，通过书写这种眺望的方式达到完整性的回归。
约瑟夫•布罗茨基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与诗人在这个时代所担当的职责：

作为一个二流时代的公民
我骄傲地承认我最完美的
想法全属二等商品，我把它们
当作与窒息搏斗的经验赠给未来
　　我坐在黑暗里。这黑暗，
　　屋里的跟屋外的没有两样①
顾蕴璞　译

约瑟夫•布罗茨基已彻底意识到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无论“屋里”还是“屋外”都一样，人无处躲藏。而作为诗人，他只能承担自己的——作为必死者行列中的一员——命运，去书写那并非神圣的二流诗篇，并以其所具有的人性去与“窒息”的时代抗争。
对于神圣性在被称为“人”的身上的缺失，甚至在诗人身上的缺乏，布罗茨基没有什么怨言，他只有担当这命运。担当即照亮，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我背向着那个可耻的世纪。
我面对着自己失落了的爱。
胸膛像个滚滚的自行车轮。
屁股对准真真假假的事海。

不管包围我的是何种景象，
不管我必须对什么事谅解，
我不会将自己的面目更改。
我可心的只是那高度和姿态，
疲劳把我高高举向了这境界。

你，缪斯，不要因为如今
我的智能像一只漏空的筛子，
并非注满神灵的容器而责怪我。
任凭人们把我推倒、拆毁吧，
任凭人们责骂我我行我素吧，
任凭人们把我毁掉、肢解吧，——

在一个令孩子们高兴的大国里，
我从院子里的一个石膏半身像，
穿过这一对失明的白色的眼睛，
把喷涌而出的泪泉溅洒到天上。
《我为自己树立座别样的纪念碑》顾蕴璞　译

在诸神遁走之后，从荷尔德林、里尔克到弥尔顿，我们还能从他们的诗中寻觅到神圣的踪迹，但当“人也死了”之后，诗歌已不再是神圣的容器。在这个时代里——这个时代已与荷尔德林的神圣时代截然不同——诗歌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只能成为人性的容器。这就是布罗茨基所自我描述的：“我的智能像一只漏空的筛子，／并非注满神灵的容器……”。诗人因为在这个时代保存了人性，保存了他对这个破碎世界的爱，因此，“推倒”、“拆毁”、“肢解”成了他不可回避的命运。但正是那种不愿同流合污，这种不妥协的精神，使他在这个“可耻的世纪”留住了人性的光辉。
在这个时代，所有伟大的诗人的所有努力，只是希望能重回到人生存的大地上，能够坚定而开阔地在大地上活着，并怀着隐秘的愿望，等待诸神以新的面貌在天空中出现。

二、当前的诗歌写作问题

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他们从未与诸神共存于同一个维度上，他们不像荷马一样，曾目睹诸神与人类并肩作战的身影。也许老子想象中的“大道”有诸神的影子，但作为诗歌源头的《诗经》，一落地就是人在劳动中，在自然中自由行走的诗意描写。如果我们有过诸神的时代，那我们的诸神居住的便不是天空，而是山林、田野，是在流水和绿叶之间。他们居住的场所，也有泥土的气味。也正因为如此，经常使我们辨别不出人神的分别，经常使我们陷入荒谬的崇拜之中。但无论什么样的障目法和装神弄鬼，都掩盖不了人神的区别。然而在古典中国，我们同样有过“神圣”在场的时刻。——“神圣”在场实际只是“圣”在场——是“圣人”在场，是他们使我们偶尔能倾听到来自天空的听音。但也因为这些“圣人”只是必死者行列中的出走者，因此有时候他们也无法判断那些来自天空的声音是源于上帝还是撒旦。在这左右为难的选择中，中国的圣人们一鼓脑儿打破这两者的界限，把它们全部融入自然之中。如果西方在诸神遁走之后，是在等待和选择，那东方就是听任，把自身融于自然中，听任各路神明的附着。这也是中国人更热衷于辨证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原因所在。
在古典中国，我们也从未关闭过人神结合的通道。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对于人神结合的坚信使劳动者在苦难中一边默默劳作，一边期待着内圣外王的人物出现；那些不相信在熙熙攘攘的世间有真正的圣人出现的遁世者，便隐身于山林，无思无欲，听任身心沐浴于山岚之中，在山岚之中倾听神圣的声音。上面我们已说过，这声音有着浓厚的泥土的气息。
现代之后，我们神圣蔽身的自然也千疮百孔，也是一个无法盛装神圣的容器。我们的诸神也与西方的诸神一样遁走无踪。如果飞行器、信息网络和政治、经济的交往没有如此密切，东西方在诸神出走之后可能会有不同的自我拯救方法。但由于速度和信息的巨大整合能力，使东西方一下子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生存局面。
诗人在这破碎时代的职责是什么呢那些源于山林的自然诗已经失效，所有的诗人都像布罗茨基“漏空的筛子”一样，只能在这苍茫的人世重整人性，恢复人性的尊严，收复被物质、欲望及其所通知的机构所占据的领地。
从伟大的现代诗传统里面，或者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强者诗人”那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在这破碎时代能得意扬扬和自以为是的情绪，他们都在谨小慎微地修复可以称作“人”的整体，恢复人的完整性。只是每个诗人都选择了不同的侧面。在破碎的时代，每个人都是“非”——包括诗人在内——而不是“是”，因此，诗人的职责就是在诗中建立一种“是”，而不是放纵自己的“非”。从“非”出发的诗歌写作必然产生伪诗，而不经过整合，重新确认的“是”，并以此“是”出发的写作也同样可疑。
我们来考察北野的一首诗。他的这种写作思路和处理方式，在中国的许多诗人身上都十分明显。直接，一种情绪贯到底。

一夜豪雨。
山洪翻过河床和大石头　汹涌而下

带着喜讯和破坏的力量

油菜花旁的养蜂人
钻出漏雨的帖篷　观看彩虹

用树枝抽打浸水的蜂箱

玛纳斯平原的每一条道路都闪看水光
戈壁滩上的防渗渠　刀口一样
灌满了大地的血浆

草丛中的一只旱獭踮起脚尖
向四周眺望

啊沙枣花的香气和蜜糖
已被雨水冲到远方①

这是一首描写大自然温暖、亲切的诗歌，纵使诗人意识到这场大雨有着“喜讯”和“破坏的力量”，但他对“破坏的力量”那一方面毫无兴趣，只关注于所有的“喜讯”。自然，曾积聚了我们民族全部的诗意，我们曾经甚至不需要挖掘、选择，只需要听任，只需要像一只傻瓜机一样，只需要开动心灵，让心灵敞开来，所有自然中的对应物就会涌入诗人的心中，形成诗歌；甚至在那些不识字，譬如《诗经》之前的人的心灵，也有过诗歌的影子，就像曾经感光过的菲林，有自然及自然之道的影子、气息，但不懂得在相纸上显相。但在今天，这种直抒胸臆式的写作映现的可能是一个伪相。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一幅未经由任何转换的心灵对世界雨后的场景说“是”的图景温暖情调，这图景不是还原自然现代的的粗砺，倒是显现了一颗柔软的心。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安慰，但对于世界的真相来说，它已显然是无视了，因为我们的世界并不是诗人看到的样子。
就像本章开头我的那个朋友的高论一样，诗人的智力因素在这儿是看不到的。虽然诗歌是信徒或圣徒式的事业，但它必须由极高的智力因素支撑起来。当代自然中，无论是凯尔特人的自然或中国人的山林都已不再存在，如果有，它也只是被抽掉了本质所留下的一个空壳；而且人——在这空壳上活动的人——它的完整性也不再存在。在这被我们命名为破碎时代的世界上，运用远古的写书方式是无法进入诗意的，它已要求诗人必须有更复杂的诗歌生成系统，来完成对存在物的消化和吸纳的过程。
我们再来研究另一位诗人的诗歌。哑石作为这个时代的警醒者，他在不同的诗歌中会说出“是”或“非”，但遗憾的是我还未在他的诗歌中看到如何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世界的迹象。这是一个“强者诗人”的使命。但他已说出了“非”，他已开始动手对世界的真相进行了揭示。请看看他的《词的腐烂》一诗。

从哪个词开始
喂养它，用青山、白云
用北京到重庆微微开裂的铁轨
用一个挫心少年
急束成火焰的清气、声音；
如果还不够，就用
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急烈弃拒
用苦盐、辣椒、风暴
喂养她，用不能挪用的神圣
用漫动月色的温柔微尘……
甚至搅拌进失眠的骨头、血
前世的整个债务、今生的英名
——可是，这个词
它还是腐烂，像我叫得出名
或叫不出名的任何一种野草一样
腐烂，腐烂，腐烂……

词的腐烂就是世界的腐烂，而且无论诗人动用什么样的东西，包括今世的和前世的一切光明和黑暗之物，都无法抑制住世界向腐烂发展。在哑石的诗歌中，他坚定地剖开了这个无可救药的世界，他使我们看到了腐烂、溃败的世界真相。但作为从保存神圣的天空到退而求其次挽住人性大地的诗意的诗人，他有责任去指出一条拯救的道路，这也就是伟大的诗歌中必须存有拯救这一向度的原因所在。当我们不再相信这世界还有救赎的可能，眺望中不再有一丝可能的亮光，那所有的努力将毫无意义，就像在一具已死的尸体上，无论抚摸、电击都无济于事。所幸的是，我们在哑石的诗歌中感受到痛感，那破碎时代烙在诗人心上的痛感，是痛感使我们发现自己还活着。虽然很多器官已经硬化角化了，但心还活着，它还会流泪、滴血。在破碎的时代，活着的证据是疼痛和眼泪，而不是欢呼。疼痛和眼泪必须构成这个时代的写作背景，但我们也期待诗人为人性的回归腾出一片“林间空地”。

三、诗歌世界的复杂性及其表达

诸神遁走，“人已死了”，在这个破碎时代，我们再一次像荷尔德林一样发问：诗人何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不可像海德格尔所思考的：仰望天空，追寻诸神遁走的足迹，以祭司的身份为诸神的归来建造庙堂。而是回到地面上，作为破碎时代所有苦难和不幸的承担者和警惊者，在这被物质、器械和欲望唤起的大地上，重新寻回人的尊严、爱、良知和存在感，重整人的完整性，重新使大地回归人性；使大地上所有生命重归和平，使人与物世界重达和谐，并再次倾听神圣声音。那时候，可能回归的诸神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诸神可能也会借人的力量再次对世界重新命名，包括它们自身。我们必须有信心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那么，我们在此时必须着手开始重建人性的大地，第一步就是先对现实废墟进行清理。
现实在此时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漏斗或一个破烂不堪的屋顶，而诗歌就在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寻找一束与人性对应的光，并借这束光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让我们能在其中行走、呼吸。这个现实，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束与人性对应的光的瞬间，所有的漏洞被堵住了，只留下一个人性的天窗。黄以民曾在《属性与运动》一文中谈论过艺术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艺术诗歌在现实中的使命，是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现实中指出现实的精神向度。任何现实发生了，就存在着无数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但现实没有可能性。就好似一瞬间出现的太阳，是一种光明的发生，太阳一出现，就结束了所有的可能，只有无限存在的光线。存在的光线，每一瞬，都是无限的现实，但只有一条光线，与一个对象的具体构成对位，这一对位，即所谓“属性”，属性的东西，就是精神，或本质。①
我们承认诗歌和所有艺术一样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去寻找精神之光，正如我们上文所谈论的，必须面对这个破碎的时代。但在奇迹发生之前，现实是不可信任的。这是因为在现实中诸神和人两者皆亡，现实中的人已不能再听任自己的内心，就像一个魔镜照现的都是魔而不是人或神。因此，我们还必须借助梦想及曾是神圣容器的诗歌的力量来修复。但记住，力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修复也能毁灭，这就要求我们在方向的正确性上必须得到印证，使力量的作用力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是指向天空而不是地狱的。但在诸神遁走之后，我们获得印证的途径已不能再靠诸神的指认，而只能靠曾经目睹过诸神存在的心灵所指示的方向——人类伟大进程中符合全人类的终极利益及一个和谐的自然所发出的声音，这一切成为衡量梦想正确性的尺度，只有它们才能确认人的方向。在破碎时代，只有依靠它——这座发出微弱的人性之光的灯塔——才不至于越走越远，陷入茫茫的黑暗之中。
我们已经没有“靠近亚当的最原初的眼睛和舌头”了，因此诗歌无法从任何地方——包括社会和自然中——提取诗意，而必须经由批判，依靠批判的力量——这种包含着我们的过错和美德、建立在梦想基础之上的力量——去修复被破坏得体无完肤的现实的诗意，并借此唤醒沉睡的人性。我们在这种批判的诗中都能发现人性闪现的身影。
海伊梅•萨比内斯Jaime Sabinas，1926——，墨西哥当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墨西哥著名外交官和评论家霍尔赫•埃杜阿尔多•纳瓦雷特在向中国读者推荐他时写道：“从15世纪的内察瓦尔科尤特直到20世纪的当代诗人海伊梅•萨比内斯，这中间有一条不中断的导线：通过低吟、歌唱和自由地放声呐喊，去表达人的感情。诗人的声音是非常个性的和隐秘的。”海伊梅•萨比内斯在《官方日报》一诗中，向人们揭示了一个虚伪无耻的官僚世界，多少人为之献身的“人民”，在官僚们的眼里就只是一卷卫生纸。诗人用反讽的笔法，达到了他对官僚世界的批判目的：

70年3月
根据总统的法令：人民是不存在的。
“人民”是为了在宴会上说话用的：
“为墨西哥人民干杯”
“为美国人民干杯”

人民还用于其它文学的需要：
写作关于民主的短篇小说，
出版关于革命的杂志
写下关于伟大的理想的文章。

人民是一个过去完成的集体，
它慷慨地抽象与无限地巨大。
人民还用于让年轻的傻瓜们
去增加公墓的势力范围，
去填满各个监狱的空间，
去学会如何发财致富。

关于人民说得最好是一位部长先生：
“我用人民擦屁股”。
这就是人民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
用指甲来书写当代历史的
一大卷卫生纸。
赵德明　译

诗歌借助批判达到了对被现实强暴、篡改的人性的修复，并籍此重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重建的世界中，将不是由强权、欺诈、伪善所支配，而是由一种人性的力量统治着，它唤起了人的尊严感、唤起了爱和不屈的精神。至此，人性建立起来了，人在诗歌中站立起来了，人与世界平行了。人终于摆脱了个体的欲望、怯懦、恐惧与一个新世界站在一起。
但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诗歌对现实秩序的抵抗、反拔和摧毁，还要看到它对一个新世界的建设和对现实的再造，这就是诗人对世界存在着“是”的坚信，它不可能被谎言和恐吓所消灭。诗人不仅仅存在于抵抗，还存在于对正义、欢乐和一切神圣事物的重建的工作中。
对于诗歌写作，我们不可能总置身于“坚定”和“宽阔”世界的抒写上，它还只是停留在我们依靠梦想的力量偶尔抵达的境界，我们更多的是置身于这个嘈杂、混乱的现实中，我们更多时间必须对现实说话，说出我们的愤怒、忧虑和不屈。是这里，伟大的诗学睁开了它的眼睛，“强者诗人”在这里诞生。

第十一章 诗歌及其世界 世宾

第十一章诗歌及其世界世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