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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写作：文论卷(目录及文论)

向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 耿占春
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 谢有顺
“回避”的技术与“介入”的诗歌 蓝　蓝
完整性写作：为梦想招魂 陈培浩
“完整性写作”：一种走向完整的诗学 明飞龙
西西弗斯的巨石与阿特拉斯的双肩 萧　映
传统诗学视野下的“完整性写作” 向卫国
破碎时代里的诗学宣言 李　霞
完整性写作：精神前置，互为照耀 林馥娜
“完整性写作”与诗歌秘密的分享 夏可君
一切教条皆浮云 朵　渔
无力者的梦想 杨若虹
离尘土最近的伦理 孙　文
自己的声音——答刘翔问 安　歌
从完整性写作的角度谈诗及其形式 黄金明
为了内心奇妙的转化 李　南
“她的脸多么荣耀，和火焰有共同的王冠……” 西　渡
如何建构一个诗学的乌托邦 龙扬志

附录：“完整性写作”的唯一目的和八个原则

后记：转型 世　宾




在我们未获得自由的时候，每个人请认领一个方向
世宾

与我们迎面相逢的是一个破碎的时代，我们置身其中的自然及我们曾经创造的精神世界都处于无法命名的状态。工业的尘埃和各类电磁波覆盖着自然的山山水水，人类的探井和挖掘机给坚硬的地壳留下了千疮百孔；植物和动物仿佛依然在生机勃勃地生长着，但重金属和各种辐射物野蛮地侵入了它们的肢体，它们的基因正在悄然改变；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果腹的食物无不饱含着各种有害有毒的物质。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那些再造之物已占领了所有的空间，网络技术、交通工具、日常用品貌似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深刻地唤起了人类的欲望，永无休止的掠夺、争夺，并由此带来的战争、杀戮、绝望、死亡无不统治着人类。我们精神世界里的每一座高山、每一座丰碑无不在各种利益的争夺中被战火、哀号和胜利者的狂笑撼动着，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受害者在反抗；得利益者在粉饰、在撒谎、在镇压；虚无者在虚无；麻痹者在得过且过；逐利的人死在逐利的中途；悲痛的人活在悲痛的泪水里。与这样一个时代相逢，我们的欢喜，我们的安宁，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的怒火，我们的反抗，一切都是可疑的：一切的善良，一切的正义，一切的规章制度都似是而非，它们都容易和各种不可告人的利益力量同流合污。
有些人要自我亵渎了，有些人要自我解构了，有些人要随波逐流了。卑贱者写着卑贱的诗歌，钻营者写着附和的诗歌，沉睡者写着毫无知觉的诗歌，但人呢？人还从未出现。人在各种谬误、偏见和鸡零狗碎里躲躲闪闪。我们企图通过学习去认识世界，通过反抗来培养勇气。然而，知识既是认识世界的通道，也是遮蔽世界的障眼物；反抗，却找不到自己的敌人，各种貌似对立的敌人其实又互相渗透，我们的热情只在自作多情地燃烧，我们的修辞只是自我欺骗的泡沫。但无论如何，知识和反抗是诗人与现实真诚相处的不二途径，没有知识，就无法真实见证现实的生存，没有反抗的勇气，就不可能拓宽生存和精神的空间。
在我们未获得自由的时候，每个人请认领一个方向。完整性写作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碎的、精神迷乱的时代，从个体的经验、向各种古老而又新鲜的知识学习，通过它们来参照我们的现实生存，通过它们来深刻地认识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用个人的真诚、生命去复活和拓宽知识和精神的边界，并以丰富的内心去面对、去爱这个世界。诗人是生命的实践者，他们怀抱着真诚、勇气艰难地、缓慢地恢复着我们的体验力，践行着内心那无法割舍的梦想。太阳有千万缕光线都发出光芒，完整性写作的每一个诗人也抱着一颗对人类文明无比热爱的炽热之心，依靠个人的体验力、天赋，从各个角度、用诗歌去探索、发现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所遭遇的光明和黑暗，以丰富我们时代的内心。
贫乏也许是最大的恶行。贫乏使人看不清世界；贫乏容易使人陷入牛角尖的泥坑；贫乏使人无法学会宽容；贫乏是一切自私、暴行，与己与他人为敌的根源。完整性写作首先要抗拒的就是这种贫乏，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决定了我们就是破碎和贫乏本身，这也是我们无法处于自由的原因。基于这种状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我修复、自我修正、自我完善来锻造新的自我。我们不是天生就具有丰富的心灵，我们曾经在各种谎言和假象之中处于麻痹的状态；我们必须满怀爱、勇气和坚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在磨难之中丰富我们的心，磨砺我们的天赋，使它对细微的悸动保持更敏感的体验和把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许需要我们终其一生，即是说，我们必须永远处于学习、探索、磨砺的中途。从这个角度看，完整性写作是一个动词，它强调诗人必须不断地自我修复，并以此心真诚面对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没有一劳永逸的知识能供我们不被蒙蔽和扭曲地处理一切变动中的事务。
近三十年来，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思潮，诗歌界也有过无数的实践，现在依然纷纷扰扰。人类未来的方向在哪？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必须以什么样的姿态应对那些迫不及待涌现的问题？诗歌必须使这些高远的问题与个人日常、经验形成一种共生，使两者在互相的渗透中获得丰沛的血肉；两者在诗歌中的共生、共存，无疑也拓宽了一首诗的空间，使诗歌脱离简单、直接，脱离没受检验的情感肆意泛滥的尴尬和扭曲。
我们拥有许多二手的知识和无法拒绝的似是而非的信息，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获得一条通向美好的道路；甚至在今天，我们已陷入痛苦、荒谬、绝望中不能自拔，纵使偶尔获得一点愉悦、一点满足、一点骄傲，也在与我们关联的外部世界那浓得化不开的令人窒息的墨色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相信有不受外部影响和扭曲的安详心灵的存在，但那种与世隔绝的独善其身并非我们选择的人生道路。欲望、责任、爱和勇气，以及灾难、死亡、难以根除的压迫等等构筑了我们无法离弃的人间世界，而诗歌，正是这块土壤长出的一朵奇葩，没有这块流着血淌着爱的人间厚土，就没有这朵人间奇葩，这朵奇葩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安详的天堂里没有也不需要声音的，一有声音就是混乱。
诗人的使命就是在混乱的人间发出声音，用他们的真诚、勇气和上天赋予的天赋。这天赋使他们对苦难根源保持反抗的敏感，他们时时能一语中的地揭穿掩盖在各种花哨外衣底下的恶行，并凭借他们的勇气去创造一个值得留恋的世界。
这既不是一个本质的世界，也不是一个表象的世界；既不是一个悲惨的世界，也不是一个欢乐的世界，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对这世界的定义，即使一个人，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下，也会有不同的定义。本质与表象、悲惨与欢乐在这世界交融在一起；它在必然性中总隐藏着偶然性，在令人失望的现实里总隐藏着一线生机。无论世界是怎么样（事实上没有一个不变的怎么样），无论处在现代或者后现代，诗歌，唯有保持对当下鲜活的、丰富的，甚至是复杂的体验，毫无保留地、真诚地深入、揭示我们生存世界的真相（这真相由细节的、隐晦的、类似于细胞及其运动构成的微观世界，以及有着复杂历史记忆、多种选择可能和多种情感交织的社会生活。），不屈不挠地贯彻我们被文明***的理想。诗歌的本质不是潮流（某种思潮）的产物，而是理想的产物，是那些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和需要继续检验的思想在语言世界的实施。
完整性写作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延伸到文明得以维系的生命底部——那是现在依然富有活力的各种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理及历史文化、各种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等等）、心理形成的源头。完整性写作是有根性的写作，它不随潮流而摇摆，每一个诗人的诗歌之根会伸入不同地理、文化和人性的底部，以此呼应变动的世界。王小妮的诗歌以传统的世俗情怀对抗着物化的、熙熙攘攘的物质世界，她呈现了一个不被干扰的坚定内心；安歌怀着欣喜的爱在这个世界行走，她把爱传递给相逢的每一个人、每一处景物，她使那些与她相逢的情景都散发着爱的温暖；池凌云对生命仿佛已经有了领悟，她对于必然要到来的未来已经不慌不张，她从容地安排着事物的位置，使它们归于原处，世界灰暗、有点忧伤，但并不绝望；朵渔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愤怒的世界，阴谋、谎言、懦弱充斥其中，他深刻地给予了批判和讽刺，他的机智和幽默赋予他的诗歌一种不被扭曲的、活生生的智慧的力量；新疆，这块被沙漠、戈壁和偶尔出现的绿洲覆盖的土地，被欧亚文化浸润的土地，是沈苇生活和歌唱的地方，他没有过度的现代的焦虑，他用史诗的笔法呈现了这里的山川、植物以及人们的本分的生活；哑石运用跨文体的书写，交织了一个问题、知识、敏锐的体验和深邃思想的网，入世出世纵横捭阖，仿佛一老僧入定时穿越时空所看到的一个无法穷尽的世界；黄金明繁华的语言底下夹带着他对事物细微的体验，他毫不费力地进入各种富有哲学韵味的纠缠中，丝丝缕缕剥开事物之间的关系，进入他的诗歌仿佛进入一座热带雨林，里面有茂密、阔大的植物，斑斓的鹦鹉、走兽，丰沛的水份在空气和哗啦啦的溪流中弥漫、激荡；黄礼孩的诗歌清新、透彻，像他家乡平静的蔚蓝海面，他把信仰的喜悦和感恩的心带入了花花草草之中，使它们互相映照，互相点亮，纵使世界越来越挤迫着，越来越不尽人意；蓝蓝从未放弃对这世界的深究，她知道光明和黑暗在一个事物身上的同时存在，她借助一种单纯的力量，如此勇敢地直面着存在的荒谬，这使她的诗歌依然保持着明亮的质地；浪子的每一次写作就像是一次与世界决裂的宣言，他看到了破碎、恐惧的存在，他对于自身的肯定同样也是犹疑的，他只是肯定了自身与世界的相互拒绝；由于与乡土的紧密结合，雷平阳的诗歌出现一种柔软与坚硬并存的质地，这种质地来自现代性的生活、文化对温暖、人情和原始的乡村以及养育它们的山川的野蛮侵入；李龙炳的诗歌世界就像是一个镜子映现的世界，或者就是一个由里及外的窥视镜所看到的世界，反观的视角使他的诗歌充满了怪诞的意象，这些意象奇特的出场方式准确地击中了时代的要害：荒谬、野蛮、无处不在的伤害；李南了解这世界的力量，那些庞然大物无不规范、挤压着那些渺小者的命运，但在大与小的对峙中，是渺小者保存了这世界的活力、正义和希望；东荡子坚信个人内心的力量，在这被扭曲、谎言、愚蠢统治的时代，他置身其中，却又倔强地保持着独立和自我的清醒，纵使走到了时代的反面，他也在所不惜——一种决绝的美产生了；梦亦非的诗歌进入了宁静的世界，喧张和浮华在消逝、隐退，一个人置身于朴素的事物，不争，不躁，仿佛中年之后栖息于秋日午后的阳光里；孙磊的诗歌展示了现实的暴力和人在其间的命运，那些无奈和泪水淤塞着时代的河床；陈先发冷静地察看着隐藏在表象底下的世界，他丝丝缕缕地剥离它们纠缠不休的丝线，他企图归还世界本来的面目；黄昏的诗歌关注个人（局部）的命运、存在，用温情的笔调探索个体与整体、表象与内在的互为关系，两者互相照亮，以此展现一个血肉相连的世界；丫丫的诗歌善于从细微之处入手，敏感的心复活了那些隐藏在此处的古怪精灵，她的意象活泼、变动不定，却生机勃勃，有如她触碰到的令人惊奇又使人烦恼的世界；冷雪的诗歌展现了她与现实紧张的关系，但在她独自行走的路上，却隐藏着发现和难以忘怀的记忆。
近三十年来，汉诗一直在发展变化，这与时代的变化、与我们精神的丰富有着内在的联系。八十年代那种一种姿态、一种文化态度一贯到底的写作现在看来已失之于粗暴、浅显，它们并不能体现我们丰富的内心和面对现实的复杂情感；现在，我们更需要以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思想、情感来面对这个世界，以此展现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愤怒、不屈、喜悦和无法扭曲的爱；需要一种像博尔赫斯“在使我愤怒的城市悄然前行”的勇气、爱和对现实深刻的体验力来扩张我们的精神世界。





向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
耿占春

　　在这个“破碎的时代”，世宾在他的文章和著述中强调“完整性写作”。在此意义上，他是一个与时尚思潮相向而行的诗人。他对目前诗歌写作的描述是：“日常主义写作的泛滥；不负责任的言行四处喧哗；不去专注人在当下生存困难处境下的抗争、不屈和不可磨灭的良知，而沉溺于华而不实的词语垒叠、不着边际的语言游戏。”世宾的话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但迷惘与困惑并不是他的思想特点，他说：“人必须保持必要的良知、怜悯、羞耻和爱，并以此面对自身和周遭人们的生存，用自己的心说话，向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世宾是在谈论诗歌写作的伦理性、责任和勇气。我无疑认同他的这些想法，同时我也认为一个诗人具有这些还不够，他还必须具有某些“语言游戏”意识，这二者之间的诡论似乎存在着诗学研究的某些空间。
　　就像针对破碎，世宾强调完整，针对“去神圣化”，他还强调了写作的“再神圣化”这样的诗学理想。在我们的时代文化思想中，“去神圣化”是一连串“去”字头思想的一个核心词。这些相关的去字思想有去神秘化，祛魅、去中心、去本质、去象征，以及去政治化等等。在这些去字思想之中，有些带来了某些社会层面的解放与自由，而作为其结果，它也带来了内心生活层面上意义、美和诗意的消失。性，爱，责任，尊严，美，一切都被弄得过于自然过于简单，它们连在诗歌写作上也被完全“去神圣化”了。他解释说，“再神圣化”的含义就是愿意从宗教性“永恒的方面”来看待人。也意味着萨义德所说的“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种苦难与其他人的经验建立起联系。对世宾来说，完整性的期待就是要驱除“去神圣化机制”，而完整性写作和再神圣化建立在“完整的人”的概念上。
　　完整的人是世宾的理想主义，的确在现代社会，人已经高度被分工和科层制所分解，人像机械部件一样功能化了。或者从另外一方面说，人被合理的经济个人主义原子化了。因此，他们自身的被迫去完整性、去道德化，已经难以承担起社会伦理责任。在世宾看来，萨义德的知识分子即“流亡者和边缘人”更接近这种完整的人和完整性写作。“无权无势的个人见证事物的悲惨状态，绝不是一种单调、乏味的活动。这包含了福柯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搜寻另类的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这包含了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寂寞的处境，但是总比凑在一起漠然处世的状况要好。”在世宾看来，除了争夺话语霸权的占山为王的草寇，目前的写作已经难以体现这样崇高的“戏剧感和起义感”了，倒是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凑在一起漠然处世的状况”。
　　世宾并不回避他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甚至在他的许多叙述中还包含着美学式的乌托邦主义。因为他谈论的是梦想的诗学，诗歌写作只是承载人类梦想的一种不朽形式。他当然知道梦想不是现实。他也知道我们时代的错误在于放弃了让梦想介入现实的梦想。他说，梦想与心灵世界的关系类似哈维尔所说的“美德”：“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非一种世界状态。我们心中要么有希望，要么没有希望。它是一种灵魂的维度，而且它根本不依赖于对世界的某种特别的观察或对这种形势的估价——它是一种精神定位，一种内心指向；它超越直接体验到的世界，并越过其地平线，停泊于某处。我认为你不能将它解释为世界的某处、某种运动或某种有利证据的一种纯粹的派生物。我觉得它最深的根基在于这种超越性，恰如人类责任的根基所在——”
　　经过了梦想的论述，世宾的美学命题不是美德拯救世界，而似乎仍然是“美拯救世界”。或者说是“人类的梦想拯救世界”。同时他也意识到，在现代社会，美已不能借助那不再存在的“原初世界的眼睛”去发现，而必须首先借助“对于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而这是流俗的生活方式及其写作所不能解决的课题。在世宾看来，“流俗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层面，前者是指生活表象，后者是指梦想以及由梦想在生活中实践的结果。“许多人在叫嚣着写生活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在他看来，诗学并不提供拯救的药方，诗人不提供方法，他们寻求美。“在这个遍布黑暗的现实世界中，美的发生已不是唐诗宋词或浪漫主义的歌唱所能出现的，它必须经由批判，才能从现实的黑暗中抢救出美的存在。”这是一个深刻的当代诗学命题。尽管世宾对现代社会和文化有着许多诟病，但他并不幻想未经中介地回到古典诗学和美学趣味中去。传统表达诗意和美学的方式是歌唱与赞美，在现代社会，诗意和美却需要经由“批判”去发现。也许在这个破碎的世界，诗人的职责就变成了布罗茨基所说的承担方式：

　　　　作为一个二流时代的公民
　　　　我骄傲地承认我最完美的
　　　　想法全属二等商品，我把它们
　　　　当做与窒息搏斗的经验赠给未来

　　世宾引用了爱默生的诗人定义来表达其使命和完成方式，“诗人的标志在于，他宣示的是未被人语的，他是真正的唯一的博士。他知道这个世界并且讲述着这个世界；他发布着独家的新闻，因为他所描述的场面是他亲眼目睹的，而且他是唯一的目击者。他是思想的目击者，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发言人”。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强调了与福柯的“不屈不挠的博学”、萨义德的“无权无势的个人见证事物”相似的写作伦理。
　　如果从诗学的层面看，世宾的“完整性写作”的诗学理论还有一些未尽人意之处，他在书中涉及问题的方式有嫌宽泛，许多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被并列在一起谈论，而不是将它们置入诗学层面深入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他在预言或者论述“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个体与人类的统一”、“人类与自然的统一”等问题时，只是成为一种愿望与理念的表达，差不多没有顾及这些命题的经验内涵和历史性的创伤性实验。也许这就像世宾引用过的话，人类的梦想或许已经创造了我们“不断转入其间而不自知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对理论思考“在普遍愿望趋于单纯化的情况下增加一种复杂性”。而且我也注意到，他大量阅读之后所使用的引文之间的对话关系还有待于发掘。想必这些问题年轻的诗人批评家世宾会在日后的写作中逐步给予读者更细致的思路。但在写作中的去字思想和后字思想流行的时候，听到这样“向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的声音，听到他的“梦想及其通知”，我还是高兴与之同声相应。





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
谢有顺

福楼拜曾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被无数当代作家、诗人所认同，但如何使这种生活方式更好地接近文学、更好地传承文学的核心精神，则要求作家和诗人们要有一种文学抱负。“文学抱负”是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喜欢用的词，他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认为，“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在这个有太多主流价值能保证作家走向世俗成功的时代，所谓的“文学抱负”，大概就是一种文学的先锋气质。先锋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抱负”，因为它总是渴望在现有的秩序中出走，以寻找到新的创造精神和写作***。就此而言，在任何时代，文学的探索精神、先锋意识都不会终结，除非一切的“文学抱负”均已死亡。略萨在谈及“文学抱负”时，将它同“反抗精神”一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惟一的证据。”是的，真正的写作者必定不会放弃反抗和怀疑，也不会丧失自己的文学抱负，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个人”（本雅明语），唯有如此，他才能一直坚持向文学的腹地进发。
尽管在这个实利至上的时代，写作正在丧失难度，孤独正在受到嘲笑，一切的雄心和抱负也正在被证明为不合时宜，但我相信，那些内心还存着理想和抱负的写作者，并不会失去对文学的敬畏。
青年诗人世宾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喜欢他的诗歌，他的诗歌有着当下诗歌少有的朴素、清晰和节奏感。他拒绝使用深奥的意象，也不炫耀复杂的诗艺，而是有意使诗歌返回到一种单纯和简朴之中。显然，这样的诗歌努力，是要重新表达出世界的整体形象和心灵自身的力量。后来我才知道，世宾的这种诗歌实践和他所倡扬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他渴望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诗歌眼光，以打量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基于此，他提出了影响广泛的“完整性写作”的诗学理论，并以《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来诠释他的这一理论。我以为，这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是有启发性意义的，也是一次必要的提醒。
所谓的完整性，我想就是坚持人的完整性和世界维度的完整性吧？而“完整性写作”，指的也就是有整体维度的写作，它所要反抗的是一种将局部夸大为整体的写作——这种写作正在当下大行其道。我认同这种观点。
记得在2004年6月，我就和格非先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那种单一的局部性的文学变革，已经无法改变中国文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大限——中国文学需要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格非先生回应了我的这一问题，他也坦言：“自己遇到的问题，并非一个局部性的修辞问题，而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它涉及到我们对待生存、欲望、历史、知识、相对性、传统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态度和重新认识。我坚信，整体的问题不解决，局部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而在更早的2002年，我应江苏文艺出版社之约编选一本贾平凹的小说选集，更是作有《时刻背负精神的重担——谈贾平凹的文学整体观》一文（该文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贾平凹的《阿尔萨斯》一书的“跋”），大声呼唤作家对世界应有整体性的关怀向度，并在这篇文章中初步诠释了我所理解的“文学整体观”：
什么是文学的整体观？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不仅要有丰富的维度，它还必须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传统有着相通的脉搏和表情。过去，中国文学的维度基本上是单一的，大多只是关涉国家、民族、社会和人伦，我把它称之为现世文学。这种单维度文学是很容易被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所利用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不乏这样的惨痛记忆。它描绘的只是中间价值系统（国家、民族和社会人伦的话语特征，就是只能在现世展开，它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中，只居于中间状态），匮乏的恰恰是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而在优秀的西方文学中，正是因为有了终极价值系统的存在或缺席这一参照，才使它们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这点，是非常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的。因此，所谓的文学整体观，提倡的就是要从简单的现世文学的模式中超越出来，以一个整体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而实现文学整体观的关键，就是要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见谢有顺：《身体修辞》，第208～209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5月版）
我的这一论述，或许是对世宾所提出的“完整性写作”诗学原理的一种回应。但世宾走得比我更远，他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对自己所提出的理论有系统地研究和辩正。他有一个雄心，就是要重新解释一个健全的诗歌世界应该有的景象——而“世界”一词，在世宾那里，至少包括现实和梦想两个维度。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现实与梦想已经不再一致，而是长期处于严重的分裂之中，正如世宾所说，“世界呈现出分裂的状况，人呈现出分裂的状况，一切必须重新收拾”。
在这个时代的诗人身上，必然存在着两股无法忽视也无法去除的力量——现实与梦想，这两股力量构成了他们人生的所有矛盾、痛苦和欢乐；这两股力量张力越大，他的个体矛盾性就越大，在某一个时期，由此所产生的美也就越大。在我们这个时代，美既不是现实，也不存在于现实，它也不是梦想，梦想是些基本理念，美是梦想与现实两股力量之间的张力，张力越大，美的强度就越高。由于现实的有限性，它永远不与梦想重合，但作为诗人，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毫不妥协地从事着堂·吉诃德式的工作，自作多情地企图把这两者揉合在一起。这种揉合，就构成当代诗歌的基本地形图。这地形图显示两股力量的对垒——现实和梦想的对垒；美产生于对现实真实生存的切入和对梦想的敞开；在这紧张的对峙中，诗歌产生了，人复活了。人的复活在于矛盾性的呈现，在紧张地抗拒物质化、欲望化的过程中，依借梦想的力量，人获得痛感和欣喜，这痛感和欣喜就是存在的证明。（见《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导言》）
那么，一个诗人，如何才能完成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对接？世宾进一步提出：必须通过批判来接通两者的联系，即通过思考“关于存在”来说出“存在”——这个“存在”不是现实，而是诗性的世界。诗人以一生的时间由一首首诗来构筑这个世界，它形成了现实的另一面。我想，这是世宾的诗学理论的根基。“完整性写作”的起点就是批判现实，在批判中，诗人得以看清世界的容颜和生存的真相，并借着批判超越黑暗，从而建立起对世界的“信”，抵达梦想的彼岸。
很显然，世宾是要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将我们带到人类生存的宽阔领地，所以他花了大量篇幅去阐释世界和文明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当下处境。世宾所理解的诗歌，并不局限于语言的实验，他认定诗歌还应具有更完整的维度：诗歌应该解释人的境遇，处理生存的难题，敞开诗性的世界——这些诗歌的基本使命，如今正在被当代诗人所漠视。当诗歌普遍淹没在技艺的表演和欲望的碎片中，诗人不仅不再有“靠近亚当纯真的眼睛和舌头”（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语），也不再是“宇宙中一条柔韧的纤维”（意大利诗人朱塞培·翁加雷蒂语），而成了冷漠的炫技者和经验的转述者。但世宾提醒我们，诗歌除了表达经验和现实之外，它还要有企及梦想、照亮内心的精神向度。现实和经验往往带着黑暗的品质，诗人如果只沉迷于黑暗，他的勇气、责任、力量和信心就无从体现，所以，真正的诗人，除了批判精神，还应发现人性的光辉、生存的诗意，进而实现对“新世界”的语言建构。
艺术在诉说的是人的道路，怎么使人真正成为一个人：他们怎么消除黑暗的笼罩，或者在黑暗中怎么获得人性的光辉。在这个角度上，诗人无疑必须保存批判和歌唱的权力，他在对黑暗的批判和担当的同时，还必须对稍纵即逝的人性光辉和因这光辉所成就的事物表示敬意。诗人的目标便是能逐渐向世人显现一个区别于现实的诗性世界。诗人的梦想有多大，这显现的世界就有多宽阔。它是人类“信”的产物，它实际是人类以“信”为动力所创造的世界。消除和承担黑暗是一个新世界的建设的开始以及它漫长的责任。（见《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第五章》）
世宾所说的，显然是诗歌的大势、文学的大势。他试图将诗歌精神的建构，联于诗人的灵魂世界，并借此说出“存在”，这种诗歌的理想主义，旨在重组诗人们业已破碎的心灵、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因此，世宾提出了“梦想创造世界”的口号，这是要开启诗人的另一只眼睛——诗人的一只眼睛观察现实、清理现实，另一眼睛却要向梦想的彼岸伸越，只有这样的诗歌世界才是丰盈的完整的创造的。世宾正是紧握这两条诗歌通道，怀着对伟大诗歌精神的向往，试图通过对诗歌与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的重新诠释，来为人的梦想、人的在场、人内心中的诗性作证。

真正的诗人不仅是创造者，也是生存者；真正的诗人创造诗性的世界，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世宾正是在这个阔大的背景里，描述了诗歌、世界、生存三位一体时的语言景象，他的“完整性写作”就诞生在这三重关系之中。尽管世宾的这一理论在具体阐释的过程中还略显空疏，但在世宾身上，真正重要的，也许是他那种充满生存关怀的理论气质，以及他那在这个时代不多见的理想主义精神。世宾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了“诗人”一词的重量。由此，我想起法国重要学者丹尼·梭拉形容卡夫卡的一句话：“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这句话，也同样适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身上：只要诗人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假如我们的诗人确实还心怀梦想的话。





“回避”的技术与“介入”的诗歌
蓝 蓝

诗歌是语言的意外，但不超出心灵。
　　　 ——题记

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一篇题为《面对极限——集中营的道德生活》的文章中，提到了索尔仁尼琴曾亲身经历的一幕。在劳改营，一个囚犯非常认真地用自己的手艺砌好了一面墙。而据另一个名叫列维的人讲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他见过一个品德极好曾救过他的泥瓦匠为盖世太保修建防护墙以避空袭。这位泥瓦匠勤恳认真，工作出色。他的理由是“以做好命令他的工作来维护个人的尊严”。集中营里的女人们，也是尽心尽力地干活，她们说：“我们织出一流的手套，并引为自豪。”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就要被送进焚尸炉的人们这样做不是听从纳粹的命令，而是为了职业的尊严。
同样，他还举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一个卫兵对集中营司令鲁道夫·霍斯的描述，说他如何“着迷于他的工作”，甚至连他的妻子也对他忽视了家庭和她的情感抱怨连天。这位集中营的卫兵忘了提到鲁道夫的工作是一桩大规模的集体谋杀。
　　茨维坦·托多罗夫指出，做好一件工作是否总构成善，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什么，而且也应根据它们被用来做什么进行判断。一个人必须将其用途和后果一起放进头脑之中考虑。这是因为，个人的尊严并不建立在社会认可之上，而仅仅在于良心和其善的意义悬而未决的行为之间的一致。
　　自然，这是人们在极端情形下遭遇到的个人尊严和道德的问题。到了今天，为了自我尊严的完善，在追求专业和手艺完美性的名义下，把对整个人类、对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隔离开来，是不是意味着同样也存在着问题？
　　从我们当下的各种刊物里，我读到过不少技术精良、几乎无懈可击的诗歌作品。在文本中，隐喻、反讽、通感……做得完美无缺，形式的创新和观念的创新比比皆是。我不能不说，在修辞的意义上，在丰富汉语文字和表达形式的意义上，这些诗歌的的确确做出了贡献。但是，假如我在其中看不到对人的关心，看不到对他人生活的想象力和表达，我不会认为这是一首好的作品。我无法赞同单纯的技术主义的做法，因为作为现代社会的特色，“热衷于技术特权能使我们对人类情感变得迟钝”（布鲁姆·贝多汉姆语）。尤其，诗歌创作是一项探索人与世界、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语言艺术活动，技术主义至上从根本上违背了诗歌并不完全内在于个人，而是最终要超越个人立场的原则。
　　诗歌创作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作用于诗人的不仅仅有修辞艺术的要求，还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良知，以及对存在的关怀和对他人他物的想象力。追求单纯的技术主义从某一角度说，恰恰是一切扼杀人性、忽视人类情感、对人类生存处境冷酷漠视的极权统治和时代现实客观上的帮凶。
　　那么，诗歌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其艺术性为代价，简单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一定要背负起“文以载道”的信条？是不是只有通过诗歌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非艺术化的抨击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使命？
　　我们生活于一个经济压迫和意识形态控制并存的时代，商业文化生产的一套语言以极大的力量开始进入以往令人窒息的政治修辞的领域。在此种情形下，诗人何为？
　　诗歌不是小说，不是杂文，更不是标语口号。倘若抛弃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这一原则，简单地介入社会生活，那么它就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西而不是诗歌，因为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丧失了诗歌所特有的与现实发生关系的方式。诗歌也不是简单的政治，把诗歌变成一种政治行为最终就会成为它的对立面，成为它自己所反对的敌人。“文革”期间大量的“颂歌”式诗歌，以及家喻户晓的“小靳庄诗歌”就是极好的例子。
　　我手头的杂志上恰好有于坚的一首短诗：

　　　　一少年从飞机的起落架坠地而亡
　　　　没有回到北中国家乡
　　　　新闻没有提及那个天空
　　　　没有提及那些同时在这个春天的早晨
　　　　向北方飞去的大雁
　　
　　诗中所讲到孩子坠机的事件，当时全国的各种媒体都有报道，也被众多人关注。于坚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复述了报道内容，使这首诗成为诗的并不是这两行句子，而是后面写到的飞回家乡的大雁。诗歌在返回北方的大雁和想回故乡的孩子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至关重要的联系就是诗歌本质的呈现。这个例子使我想起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像这种获得了宇宙感的诗句，无疑使我毫不犹豫地相信杜甫当然能够写出“三吏三别”的悲愤篇章。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表述过如下观点：获得宇宙感，意味着诗人要有极度的敏感，拥有能够把个人的存在与天地万物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宇宙感的获得对于诗人，对于欲知晓人在世界的位置、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直至探求有关认识自我、生与死等问题的一切思想者，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获得宇宙感的诗人具有通过语言使这一切——内心和外部世界，眼前的存在与过去及未来、生与死——变得透明，他的言说即是对无限世界的敞开，容纳他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任何事物的边界和精神的地平线。
　　对某些年轻诗人和某些批评家所认为的“诗人只写花花草草”、不关心现实的说法，我亦无法认同。这涉及到对诗歌文本所蕴含的宇宙背景的判断力。固然会有一些无病呻吟的花草之作，但是我以为，好的诗歌即便是写一滴水，也必将与海洋、天空有关系，也会与人的情感、人性有关系。写好一滴水，未必不是对现实的发言。诸如在说到对各种野蛮现实的反抗问题上，就我所想到和感受到的——花儿要开放，树木要发芽，风要不停吹拂，大地要隆起成为群山……这其中的殊死搏斗唯有拥有宇宙感的心灵才能体察。这是基础意义上真正的反抗，是自然万物通过作用于诗人心灵呈现出的对生命自由的呐喊，是对一切压迫统治的反抗姿态。由此，我个人以为，唯有获得宇宙感的诗人，才能拥有对现实更有力的发言和表达，因为人的生命终究是自然或宇宙本身的一份子，人的情感、人的精神和万物一样来自于同一个源泉，即是“一种宇宙性的元素，它们由个人生命承担但又超越于个人”，而其他事物中的人性将借助人的想象力投射到诗人的语言中来。
　　诗歌创作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凡是优秀的诗歌，都是将形式与内容、修辞技艺与经验感受很好地融为一体的作品。强调简单的介入和张扬纯技术主义都是对诗歌的伤害，也是对诗人天职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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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写作：文论卷(目录及文论1-世宾/耿占春/谢有顺/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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